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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的核電站安全嗎?
核能發電,是目前人類可大規模利用的清潔能源之一,但它同時也是把雙刃劍。如何安全有效地利用核能,對解決能源問題和人類自身的安全問題至關重要。切爾諾貝利核爆炸、日本福島核電站氫氣爆炸以及核物質泄漏等一系列事故的發生,讓我們開始擔憂,中國的核電站安全嗎?核事故離我們有多遠?
嚴格的審批制度
核電站安全是一個系統工程,選址與設計是關鍵之一。中國核電站廠址的選擇是非常嚴格的,要經過反復論證。除了考慮地質水文條件外,還要考慮廠址周圍有沒有危險因素,遇到事故時電廠對周圍環境的影響,以及對公眾和環境的影響等,只有通過了層層審查,才會被國家列為核電廠備選廠址。在核電站動工興建之前,國家核安全局還會對申請建設核電站的設計進行全面的安全審查,包括核電站的選址情況,堆型設計、安全系統設置,乃至核電廠組織體系、質量保證體系、事故應急方案等諸多方面。除了對外部環境和外部事件進行審查外,內部設置也要接受層層把關。例如核電廠本身的設計,設置了哪些安全系統,考慮了哪些危險因素和危害程度,如何應對突發的事故,如何保證工作人員的安全,以及整個核電站的組織體系,質量保證體系、運行的各種技術規格書等。最后,將這些審查內容匯總成一份數千頁的安全分析報告,提交給環境保護部下屬的國家核安全局,經審查批準后方可正式興建。
在建設過程中,對原有設計還可能進行變更和修改,或是應核安全局的要求做出修改或完善等。因此在核電站即將建成時,還需再提交一份最終安全分析報告。只有通過最終審查,核電站才能裝載核燃料,投入調試和試運行。之后,國家核安全局還會對其進行日常監督和定期審查。目前,世界各國基本上都采用這種監管模式。
中國國家核安全局對核電站的評估,是依照國家法律法規、國際、國內的各類規范、標準、準則和技術要求來執行。例如對核電站的事故分析,針對事故大小和危害程度就有不同規定:頻發的小事故,危害必須很小,對公眾不能有任何影響,杜絕放射性物質泄漏:而在嚴重事故的情況下,允許的后果可以相對較重,但放射性物質釋放對公眾的影響也必須非常小。中國的核電站安全水平是與國際標準全面接軌的。國際原子能機構(International Atormic Energy Agency,簡稱IAEA) 長期組織研究和制定有關核能安全利用的條例,發布全面的核電技術標準,中國的核電站基本上都是按照IAEA的國際標準執行的。世界各國也都大抵如此,當然也會根據自己的國情做出微調。
無限制假定外部危害,真有必要嗎?
科學家們也指出,在核電站的設計基準假設中,也不能無限地假設外部危害程度。現在的核電站已經設置了許許多多的安全系統,它們平時并不運行,只有在突發事件來臨時才啟動。為了保證它們能在這些事故情況下可靠地運行,必須做定期的維修、試驗、保養甚至更換。這些應急裝置,可能在它40年或更長的使用壽命里都派不上用場。
目前,核電站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投資都用在了安全防護方面,為了確保這些安全系統的可靠使用,通常還要做兩套、甚至三套四套備用系統,如果再加大投入,是否徒勞?這正是核電站安全防范的尷尬局面。目前核電站的“安全成本”已經很高了,1AEA是否還應提高核電站的設防水平,如何加碼,還需要各方討論研究。中國現在設計的核電站大多裝有消氫系統,不等氫氣積累到高濃度就將其消除。至于供電問題,中國現在設計的核電站都設置了額外的備用柴油發電機組,以防御全廠斷電的情況發生。在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后,又將有一批改進措施被提出,人們對核電站安全認識水平又將提高一層。
日常放射性物質還沒有照一次X光多
中國各地都有環境監測系統,每個大城市、每個核設施所在地都有監測點,發生重大事故后,監測的頻度還會增加。通常對核電廠周圍進行的是連續監測,其他地區是定期抽樣檢測。
檢測大氣環境中是否有放射性物質的過程并不復雜,比如,檢驗空氣中是否有碘l31,方法是將一張過濾紙(或吸附體)放在一個固定流量的排風扇出口處,排氣扇把空氣往紙上吹,一小時后,空氣里的絕大多數雜質就吸附在過濾紙上了,再通過測量過濾紙上放射性物質類型和它們的半衰期,就能找到是否有碘131。再計算一小時流過的空氣體積和放射性物質計數,就能得到空氣中碘131的濃度。如果空氣中碘131 的濃度過低,就需要加大排風扇的流量,以采集更多空氣。但如果想測量土壤中的放射性元素,就需要更多時間。因為土壤中的天然放射性元素非常多,它們會干擾目標元素的查找,因此,要把萬分之幾,甚至是億萬分之幾的物質分辨出來,工作量相當大。
但是,“監測到”和“對人體有傷害”是兩個概念。我們現在生活的環境中本身就有放射性物質,比如上海大約每小時為0.06微西弗,完全可以忽略不計--照一次X光所受的輻射水平也遠大于此,事實上,我們生活中接受的放射性照射大部分來自醫療中使用的設備。目前中國核電站設計的一般事故標準是:對電廠邊界上公眾的影響不能超過1毫西弗,相當于照2次普通X光的劑量。
到目前為止,中國還沒有發生過任何核電廠放射性物質對環境泄漏的事故。總體來講,核電站放射性物質的排放量比火電廠還要低。假如某一天,核泄漏事故真的發生在我們身邊,應該采取什么措施呢?首先,是撤離到安全區域。在輻射防護領域有一個所謂的ALARA原則(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), 即“合理可行且盡量低”。越遠越安全,考慮事故的危害程度以確保人們安全外,還必須考慮當時當地的情形。
在安全區域內的人們不需要太在意,只要做到勤洗澡、勤洗衣物。若遇上雨天,空氣中彌散的極少量放射性物質就可能會隨雨水降落,所以出行盡量要打傘。即使放射性物質落到皮膚上也沒有關系,洗個澡就行,盡量不要吃到嘴巴里;若真的吃了,也不是太要緊,因為平時也會有極微量的放射性物質質隨雨水降落,我們通過食物已經攝人了一些。一句話,能避免就盡量避免,即便遇上了,這么微量的也無需擔憂。
抗輻射,有藥嗎?
兩年前,福島事故后,上海超市里的碘鹽一夜之間,銷售一空--老百姓當然是奔著碘去的。不過很快,官方正式告知,這樣的做法對于真正抗輻射是徒勞的。那么,抗輻射藥,有嗎?
事實上,全球抗輻射藥物之所以“難產”,有市場和臨床兩方面原因。創制一個新藥有個“雙十定律”:10年時間加10億美金。制藥企業無論大小,在決定投入一種新藥研發時,總會先考慮市場前景:投入的研發經費能否從市場中賺回來。抗核輻射藥物的市場有多大?相對于心血管疾病。糖尿病、癌癥數以千萬乃至億計的患者來說,暴露在高劑量核輻射下的人群太少了,尤其在沒有核戰爭的年代。腫瘤、高血壓、肥胖的醫療市場高達數十億、數百億美元,而抗核輻射藥物呢?或許政府儲備才是最大市場,即便如此,市場容量依舊不夠讓制藥公司收回投資。誰會是這種藥可能的買家和消費者?這才是最大的問題!
如果說沒有贏利動力,制藥公司不會參與,那么全球還有眾多科研機構、非營利組織。他們為何不能利用各自的渠道,為人類創制防核輻射的藥物呢?美國政府曾投入數億美金,用于研發治療急性輻射綜合征的藥物,應對核電站事故就是其主要目的之一。因此,美國不少實驗室也創制出了一選藥物。但這些藥物在用于病人由臨床試驗,而要獲得各國批文卻是難上加難,關鍵問題就在于缺乏臨床病人。
不過,目前有消息表明,美國、中國等國家正在積極攻克市場和臨床兩方面的難題,對于有效抗輻射藥物何時能夠問世,我們拭目以待。
圖片來源:百度圖庫